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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毁灭了中国传统文化

归档日期:07-11       文本归类:二纵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毛时代毁灭了中国传统文化_文化/宗教_人文社科_专业资料。毛时代毁灭了中国传统文化? 现在很多人说到时代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反封建”、“破四 旧”、“批林批孔”等等,一波接一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断层”和“毁灭”, 但是把中国近代史放在整

  毛时代毁灭了中国传统文化? 现在很多人说到时代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反封建”、“破四 旧”、“批林批孔”等等,一波接一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断层”和“毁灭”, 但是把中国近代史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来看,结论还有待商榷。文化不是 牌坊石碑,而是一个变化的能量系统,一旦遭遇极端环境,就会急剧冲突激荡甚 至颠覆,这无疑是痛苦的,但结果决不只是毁灭,而是“浴火重生”的新生和复兴, 提炼出最核心的精华,从而使中华文化“凤凰涅槃”。 浴火而重生,这正是中华文化中最强悍最革命的因素,为了适应新的环境, 必须坚决地将自身不适应新环境的那部分燃烧掉。 对于而言,他的思想本身就是是中国文化精华的结晶,但同时又是 不折不扣的叛逆。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是极其彻底甚至是激烈而尖锐的,但 同时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又是极其深刻甚至是融入灵魂的。对于前者,无论中国传 统文化本身的内容有多么优秀,但到了面前,都有理由彻底全盘批判。为 什么?因为立场,是立场的颠覆,也许这是老生常谈,但又绝对不是空泛之谈。 文化到底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呢?最能集中体现和传承承载它的,无 疑是教育教化,有教才有化,化就是变化、改变;教育的对象是人,改变的对象 也是人,从而也是社会的力量。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教化的对象是人, 但首要的是什么人呢?毋庸置疑:是上层统治阶层,是社会精英,是“君子”;要 知道,教育教化选择谁为对象,就是选择谁为主导社会的力量着眼点,因为教育 改变受教者,受教者再改变社会,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这就是教育 的立场和着眼点,哪怕这种教育要求“君子”仁爱、爱人,要顾及“草民”的利益,但 终究将历史力量的着眼点放在少数“君子”身上,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精英教育, 几千年来确是如此。最典型的——孔子说过:“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 1 不可以语上也” ,这绝对不是真正的“有教无类”。这种教育教化的传统从《尚书》 开始,就根深蒂固地坚持一个道理:就是社会的前进是靠少数统治精英自上而下 地灌输政治文化力量来实现的,这就是其根本的社会动力观,哪怕它认识到“天视 即我民视”,但是决定权和主导权绝对在统治阶层身上,兴衰存亡都系于统治者, 人民只能听天由命,只能盼真命天子,盼青天。 这种立场,这种社会动力观,绝对不是所赞同的,并且是要坚决彻 底反对的,而不在教育的内容本身。中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无疑是所赞成 的,但是他不赞成它的教育立场和教育方式,人民的地位绝对不应是统治阶级恩 赐的,生杀大权绝对不应该掌握在统治阶层手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民本思想只是皇族把握自身“天命”的手段,服务于封建统治;与传统文化的立场 和观点相反,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创造者!这不是关于一个 历史事实的争论问题,而是应不应该的问题,人民即大多数人应不应该掌握历史 前进的主导权。 中国传统文化和的相同问题是:人类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由于传 统文化的教育对象是上层统治阶层,所以它的问题是:统治集团如何把握自己的 政治天命。而,因为其根本的教育对象是绝大多数的人民,所以问题就变 为:人民即绝大多数人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传统文化当然无法正面回答 的问题,甚至也没有对此作过哪怕一丁点的探索,所以,我们可以很自然地理解 为什么如此刻薄地讽刺梁漱溟没有对人民做过一丁点的贡献。 以绝大多数人为教育对象,以绝大多数人作为主导历史的推动力为着眼点, 这就是的教育立场,往通俗里说就是阶级立场,这绝大多数人是什么人呢? 是工农劳动阶级,是所谓的小人和草民,教育教化就是改变,正因为是“小人”才 最需要教育,最需要改变,令其成为“大人”。认为,只有这种改变绝大多 数“下等人”的教育才是真正伟大的教育。教育不是挑肥拣瘦,不能只选择“中人以 2 上”的人而抛弃“中人以下”的人,而要教育一切人,这才是有教无类,否则就是不 合格的无能的教育。教育也不是守株待兔,不能等别人“自行束修以上”才去教育 教化他,而是要自觉主动地深入民众和教育民众,这才是真正的“诲人不倦”。教 育要改变人,并且要改变绝大多数人,“惟人所止”。教育的对象是人,必定要以 人为本,以人为根本的力量,以绝大多数的人为根本的力量。道理极其简单,重 要的是要极其坚定地坚持这个道理。改变绝大多数人,就是开发和挖掘出绝大多 数人的潜力。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人做自己的主人,把握自己的命运,把握历史 的进程(按马克思说就是成为自由人,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那么,只 有绝大多数人的力量才足够把握他们自己的命运,把握历史的进程。教育的终极 目的本身就决定了它必须着眼于绝大多数人,只有绝大多数人的力量才能最终完 成教育本身的终极使命,是别无选择的,这是思想的根本点,是革命性之 根本所在,也是永恒意义之所在。如果无视这一点,任何的文化教育无论其内容 本身如何伟大和精细,对于历史新纪元而言都是根本落后的,对的意志来 说都是要被彻底批判的,批判的方式是戴上各种“反动思想”的帽子,表面上虽然 粗暴了一点,但大致方向上并没有错;但是如何理解,这才是一个历史难题,所 以如今造成了很多人心中认为的历史“冤案”。 始终坚持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深刻 的批判,才致使今人对他的“马克思主义”难以理解。在的思想成长历程中, 马克思无疑给了极深刻的教诲,是什么打动了并令他终生服膺,当 然是马克思的叛逆,马克思颠覆了德国的古典哲学,却同样也最深刻地继承了这 种哲学,当然最根本的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最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无产 阶级自己才能挣脱链条并最终把握人类历史”。马克思喊出了开创新纪元的口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就是说——马克思首次把主导历史的力量基点放在 绝大多数受剥削压迫的人身上,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他们自己,并 3 掌握历史的前程,而不是靠神仙和救世主。正如国际歌所唱的:从来都没有什么 救世主!有压迫就要反抗,自己身上的锁链要自己来解除,并且只能着眼于自己 来解除。要以我为主、自主奋斗,而不要等待他人的恩赐,不要听天由命(这就 是革命,革命重要的不是革他人之命,而是首先要革自己的受剥削压迫的命运)。 这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根本精神之所在,将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归结为一 句话就是:剥削有罪,造反有理! 但是,是站在马克思的肩膀上的,这点决定他要比马克思看得更远, 马克思在思维上仍然受到他颠覆却又继承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束缚,在他天才的论 述中——无产阶级革命是历史阶段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如果生产 力不发展到某个程度,则革命就没有可能性。所以革命需要等待,需要等到资本 主义发展到一定高度。在此马克思是个“冷峻”的生产力决定论者,这是泼向马克 思自己的革命热情一盆“理性的”冷水,而则在意志和行动上突破了这层寒 冽的坚冰! 则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政治主义传统。或者说,相对于“刻板的 唯物主义”他是有点“政治决定论”的味道。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在哪个将来, 而是就在今天,今天就要行动起来,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等待时间的恩 赐,无论条件如何,只在乎如何去做,哪怕无产阶级本身还极其微弱,但是重要 的不是在身份上是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在精神上!什么是无产阶级精神,就是为 了共同的前途和命运放弃私我和私利,坚定地联合起来奋斗的精神!所以,哪怕 中国革命队伍的99%是农民,这个革命也是无产阶级用无产阶级精神领导的,政 治工作的核心不是将农民从身份上变为无产阶级,而是在精神上改造小农意识为 无产阶级意识,对于其他一切阶级来说也都是如此,这就是后来发动文化 大革命的核心意义,革命必将由人身引向人心至灵魂深处,由政治经济引向终极 文化和思想意识。 4 这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包含着辨证的否定,否定了令马克思无奈 的“生产力决定论”,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较为“消极”的部分。要坚持革命,继续 革命就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思想,否则必然滑向修正主义(今天的特 色 xxxx,即修正主义的特色官僚资本主义)! 批评党内大部分人并不真正懂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因为马克思主义 体系本身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矛盾,一些人可以极其轻松地捡起马克思消极 的一面,去“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补资本主义的课,实际上这 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本质是根本没有掌握的,他们没有那种超人的突 破能力和辨证能力,让这些人去理解真的“马克思主义”,实在有些勉为其难,历 史可以用“因为太伟大!”的辩护词去开脱他们。苏联人费德林曾在很多年 前这样评价:“也许我们还要经历更多坎坷才能理解他” 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也必须从孔夫子发展到,独尊的儒术已经完成 了传递和承载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在全新的时代只有思想才能承担起中 华文化的继续发扬,否则只有倒退,堕落甚至泯灭! 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脉,其独特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政治主义。在古代,历史 就是政治史,历史学就是政治学。但是在“孔子学说”,把“政治主义”注释为“道德 主义”,有道德然后有政治;而在时代,“道德主义”被再颠覆为“政治主义”, 有政治才有道德。孔子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呢?孔子编篡的《尚书》开篇《尧典》 早已为其定下基调:“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 和万邦”,看这几个字,“亲” “睦” “平” “和”,可总归为一个“和”字,这就是孔子 文化的核心所在。从个人“明德”到万邦“协和”,这就是从道德推及政治,所谓“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同样讲“和谐”,但“和谐”是“人民大团结”,是“工农联盟”,是“统一 战线”。但是毛的思路是从政治反推道德,从“大团结”到阶级立场到个人道德。中 5 国人认为,宇宙的最高境界是“天时地利人和”,其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就是“人和”, 所谓“政通人和”。孔子要求人们“克已复礼”,那么礼有何用,“礼之用,和为贵”, 所谓忠恕、孝悌、仁爱都是为达到“人和”,“和者,天下之达道也”。“人和”还是最 强大的力量,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以荀子认为中华民族“天不 能死,地不能埋”,因为中华民族有一个致力于“人和”的文化。在此点上, 彻底地继承了中华文化,他认为,只要实现了人民大团结,就“敢教日月换新天”, 更何况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人民大团结的伟力面前,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 虎”。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为“人和”所作出的努力是否成功呢?是相当成功的, 中华民族主要依靠政治文化的“亲和力”,达到了本民族的“大一统”,并且不断融合、 纳入周边民族,实现了主体民族无比壮大的规模,而且在其地理极限建立了一个 天朝帝国的天下体系。正是依靠民族大一统、大团结的伟大力量,中华民族才能 够几千年历尽沧桑而绵延不绝、荣盛不衰。即使在遭遇近代“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华民族还是依靠同样“千年未有之”大团结而得以绝地重生!正是最深刻 而牢固地抓住了中华民族最核心的精神,而不是其他任何人!而必定要真 正开创中华文化的新时代!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遭遇了沉痛的失败?因为资本主义的最激烈的 国家丛林法则时代击碎了道德主义的天下时代。东西方两种最强悍的文明力量不 可避免地相撞了。而此时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是保守主义的,“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各就其位,各依其德,各行其是,竭力维持一种消极“和谐”的等级 秩序,这在古代尚能维持,但在遭遇突然的外部强烈袭击之下,保守的等级秩序 严重妨碍了国家力量的广泛而深入的动员。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有悠久而深厚的民 本主义思想,《尚书》即有“天视自我民视”的观点,但是对民众力量的认识仍然是 不够的,甚至是消极的,更不会真正广泛而深入地开发和动员了。著名观点如:“君, 6 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这其中更多的是对民众力量的敬畏, 最好不要惹它,让它风平浪静,如果可能还要它,风平浪静好行舟。 却有另一个比喻:所谓“鱼水关系”,鱼不是在水面之上,而是在水中,水势越浩 大则鱼的生存空间越大,水绝没有覆灭鱼的道理,以此,要主动地发动民众的力 量,要教育民众,而不是像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事实是,时代的变换必令中国传统文化从孔子儒家转换到思想。前 者对于国家的主旨并非是要强化其竞争力,并从其他民族掠夺利益,国家不过是 施行“敬天保民”的工具。在低度竞争的农牧业时代,国家力量以道德主义来维持 大一统和谐秩序足够保证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但是在大工业强化的资本主义主 流国际高度垄断竞争时代,这种传统的道德主义秩序之下的国家力量已经不足以 保证民族的生存!从根本上说,中国传统文化连同其秩序的最大“罪过”就是:在 大工业强化的资本主义主流国际高度垄断竞争时代缺乏强烈的竞争意识和竞争 力。为了生存,怎么办?“天不能死,地不能埋”,还行吗?只有更积极、更主动、 更广泛、更全面、更深入、更彻底地开掘和动员数亿民众的力量,达成人民群众 的大团结,造成最深广的“人和”,这乃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必然宿命!(当然, 当今特色官僚集团也在倡导“河蟹”,其实质却是跟封建专制一样,是维持其等级 秩序和既得利益的手段,是欺骗人民大众的谎言。) 纵观中国近代史,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拉开了大 革命的序幕,而至真正结束军阀割据混战,统一中国,中华民族才进入现 代史。正是借助人民群众大团结的力量增强国家的竞争力,以适应资本主 义垄断高度竞争时代中华民族的生存需要,这个竞争力同样并非用于对外掠夺, 而是一种自卫,防卫外部竞争对手对内的掠夺;因为这个竞争力是自卫的,所以 无法为国内社会输入利益财富资源,国内社会的资源财富状况仍然是紧张的,这 种紧张极可能导致内部竞争的加剧,导致社会分裂,大团结崩溃,那么整个国家 7 的竞争力也将瓦解,民族生存重新受到威胁,这是异常担心的,所以他要 竭力维护人民群众大团结局面,要强力维持民众的组织化和合作化态势,强调绝 大多数人的阶级利益立场,抑制甚至批判批斗少数掌握权力,知识,技术的精英 阶层的逐利冲动,激烈批判源于“旧秩序”的思想文化(这种旧秩序是基于少数精 英主导的)。 除了经济是自守的,在国际竞争上,在政治文化竞争中,则是充满 磅礴的进攻性,他是要以促成第三世界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来孤立和包围 少数帝国主义势力。正是高度竞争时代的强大竞争压力导致了时代的政治 高压,也逼迫中华文化从温和的道德主义激化为剧烈的政治主义,从消极的和谐秩 序激进为积极的合作化秩序。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 失义而后礼。”这正是时代变换导致政治文化主题的变换,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 道、德、仁、义、礼都是为了“致中和”。近代以来,旧秩序又一次“礼崩乐坏”,而 政治挂帅正是“后礼乐时代”重建“人和”秩序的必然要求和选择,以此建立了 前所未有的人民大团结的新秩序,但是新秩序也同样需要经过曲折的道路来巩固, 无疑,新秩序的最终确立是注定的。由于特色精英倒退复辟了私有制和剥削压迫, 掩盖篡改历史真相,如今整个中华民族意志的觉醒与理想之间存在着巨大 的差距甚至背道而驰,这本身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衡,那维稳不可避免成为一种 高压的常态。 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也是如此。20世纪中国历史中,承受最大“冤案”的不是那一群被批判批斗 的精英,而是。绝对不是中华文化的毁灭者,但他的确是颠覆者, 正是的颠覆才真正拯救了中华文化;因而,是中华文化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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